80至90年代，住房一直是各国营单位里最为敏感的问题。大家的生活改善了，家里有了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，还有“48条腿”的各式家具，都是需要空间来摆放的。许多职工家里的孩子已经长大，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，原来一家人挤20平米的居住条件显然是无法满足需要的。至于那些新分配到单位来的年轻人就更惨了，能够分到筒子楼里的一个床铺都算是不错，住在办公楼的储藏室、楼梯间里也都算不上是新闻了。

单位没房可分的时候，职工们虽然有怨言，也只是在茶余饭后嘟囔几句，因为知道再怎么闹也没用，领导也不可能变出房子来。但听说设计院有了钱，打算盖新住宅楼，所有的职工眼睛里都闪出了绿光，像是草原上饿急了的狼一般，围绕着新住宅楼，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：

年纪大的职工，声称自己为单位贡献了一辈子，理应享有分房的优先权；年纪轻的职工，说自己到单位来什么福利都没有享受过，分房这种事情岂能不考虑自己？

有科研成果的，拿着自己发表的论文、获奖证书之类到院领导那里去摆功劳，说自己为院长流过汗、出过血；没有科研成果的，就说世上没有高低贵贱，只有革命分工不同，凭什么那些学术牛人就该什么好处都占，特喵地以后还要不要老子替他们洗试管了。

家里孩子多的，强调自己的困难；家里孩子少的，说你们这些人不遵守计划生育的国策，现在孩子没地方住也是活该……

大家都在忙着争好处，哪里还有心思干活。对于装备公司交付的任务，在理论分析阶段，大家凭着过去的一些积累，开会的时候还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，倒是把吴仕灿给忽悠住了。可到需要落到实处的时候，原来那些积累就不够用了，需要全身心地钻进去，要查资料、画图、做实验，这可不是卖弄一下口舌就能够做到的。

设计院的专家，当然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如果能够组织好，再借鉴一下国外的技术，搞出一套设计图纸也是能够做到的。但现在老专家们干不动，年轻技术人员因为待遇不能落实，正在闹情绪，根本不想干活。康海东把任务布置下去就成了石沉大海，好几个月都没一点反应，康海东又有什么办法？

院领导们也知道这样拖下去不行，毕竟拿了装备公司的钱，甚至已经花掉了一大半，不能拿出成果来是说不过去的。康海东亲自主持召开过好几次动员会，也说了一些狠话，但一点效果也没有。有几位年轻研究员直接在会上就向康海东开炮，说分房轮不到自己，凭什么干活的时候就要找自己。想让自己干活也容易，拿个分房指标来，自己这条命就卖给院里了。

康海东没有权力决定给谁分房，分房这种事情十分敏感，别说康海东只是一个副院长，就算是正院长，也不敢独断，只能让行政处拿一套非常复杂的算法去计算每个职工的分数，再按分数进行排队以决定住房的分配。在这套算法中，对设计院的贡献大小也占着一定的权重，但贡献这个东西又要用一系列指标来衡量。研究人员们都是精于计算的理科生，他们认真地算了半天，发现自己画一张图纸的贡献还不如勤杂工烧一天锅炉的贡献，于是就开始消极怠工了。

所有这些，都是康海东心里的苦，但他又能向谁说呢？吴仕灿和冯啸辰都是他的客户，人家眼睛里只有图纸，哪里管得着设计院里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。康海东于是就只能拖一天算一天了，至于拖延的理由，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奇葩了。

“康院长，按照合同规定，你们应当在今年3月份就完成整体设计了。现在是9月，已经拖了半年时间，你们还在说什么科学规律，不觉得无趣吗？”

冯啸辰冷冷地开口了。他和康海东不熟，所以无须像吴仕灿那样给康海东留面子。当然，如果康海东的表现不是这样不堪，冯啸辰也是会客客气气的，这是待人接物的起码礼貌。可现在康海东跟他这样胡扯，冯啸辰可就没那么好的脾气了。

“讲科学规律怎么是无趣呢？难道我们不是在做科学研究吗？”康海东涨红了脸反驳道。

“不是。”冯啸辰笃定地回答道，“康院长，你可以搞错了，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什么科学问题，而是一个商业问题。贵院与我公司签订了合同，我公司已经按照合同要求支付了款项，那么你们就必须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向我们提交成果，否则我们就只能照着合同办事了。”

“照合同办事？你们想怎么做？”康海东问道。他当然知道合同是怎么回事，而且也不止一次地担心过违约会带来一些麻烦。不过，他想到的麻烦也只是和装备公司扯扯皮而已，可能需要付出一些面子上的损失，但其他的风险，他觉得是不存在的。装备公司是国家的，设计院也是国家的，自己人还能和自己人过不去？

冯啸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康院长，我这次和吴处长一起来，就是来协调这件事的。考虑到这个项目的难度，我们可以给石化院一些宽限的时间，但你们必须在三天之内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说明你们提交最终成果的时间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。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答复，或者这个答复并不能使我方满意，那么我们只能照合同办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