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一声不吭地看了看陶然和骆闻舟，继而又重新低下了头，凌乱的碎发自两鬓垂下来，在肩头落了一把。

骆闻舟比较擅长对付穷凶极恶的类型，一见夏晓楠，头都大了两圈，因此将主场交给了陶然。

“夏晓楠是吧？”陶然像个好说话的副科老师，非常慈眉善目地往她面前一坐，亮出了自己的工作证，“我叫陶然，在刑警队工作，想找你了解一些事。”

夏晓楠不抬头，好像没听见，全心全意地抠着自己的手指甲。

一个小时之后，陶然无可奈何地从审讯室里出来。

夏晓楠好似随身背着一个隐形的蜗牛壳，外面有风吹草动，她都要战战兢兢地缩回去，软语相劝，她不吭声，态度强硬一点，她就哭，哭起来能撕心裂肺，有一次甚至差点原地休克，陶然没办法，只好中途把扮演黑脸的骆闻舟轰到了监控室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她也算是软硬不吃了。

从头到尾，她只点过三次头。

第一次是陶然问“冯斌遇害的时候你在不在场”，第二次是骆闻舟被她躲躲闪闪的态度弄得不耐烦，冲她说了一句“你是不是事先勾结过通缉犯，要不然他怎么能在那么复杂的小路里正好截住你们”。

第三次，则是陶然问她“你知道是谁要害冯斌吗”。

这回夏晓楠给出了清晰的回答，她说：“是我。”

“是我”这两个字一出口，她就崩溃了，神经细如蛛丝，仿佛一台行将报废的破电脑，随便点开个蜘蛛纸牌都能崩，崩开就接不上，至于她为什么要害冯斌，从哪里认识了卢国盛，那通缉犯事发后又跑到了什么地方，就全然问不出来了。

被卷入恶性案件中的人，只要不是那种丧心病狂的大变态，往往会抵赖，就算抵赖不成，也会下意识地把自己描述成无可奈何的受害人——撇清关系与推卸责任乃是人之常情——他们鲜少会承认得这么痛快，连段动机都不肯编就一口认下来。

夏晓楠的爷爷等在楼道里，孙女被带到公安局，老人终于后知后觉地察觉了不对，他到处打听才拼凑出了一点来龙去脉，吓得肝胆俱裂，见陶然和骆闻舟走过来，他立刻像犯了错的学生，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。

陶然用胳膊肘一戳骆闻舟：“你去跟他说。”

骆闻舟闻言，掉头就跑：“李主任，哎呀李主任，我可找您半天了，昨天说的材料给我找着没有啊，急等着用呢！”

陶然：“……”

混蛋。

因为夏晓楠不肯配合，整个案子再次陷入僵局。

傍晚时，忙了一天一无所获的刑侦队在会议室里碰头。

“那小姑娘除了反复承认是她害死冯斌之外，什么都不肯说，”郎乔在夏晓楠情绪稳定后，又去找她谈了一次话，“还有，我旁敲侧击，发现她根本不知道卢国盛是十五年前就在逃的通缉犯，提到这个人她就开始哆嗦，手指抠破了也毫无反应，是真害怕，不是装的。”

“他们班主任宋老师刚才过来和我聊了，”陶然夹着记事本走进来，“她说夏晓楠成绩好，性格文静，长得也漂亮，班里的男孩喜欢她的不少，但没见她和谁关系走得很近过——女生也没有，他们班氛围很好，大家都很团结，在学校里朝夕相处，像家人一样，不存在欺负人的现象。”

郎乔说：“学校里有没有欺负人的现象，老师不一定会知道吧？”

“不，”肖海洋一推眼镜，“单个的吵架、针对之类鸡毛蒜皮的事老师可能不知道，但长期、群体性的校园暴力，除非老师是刚毕业的小青年，一点经验也没有，不然她心里一定有数。要么校园暴力确实是子虚乌有，要么那老师在撒谎。”

肖海洋的政审材料就压在骆闻舟的办公桌上，他还没来得及打开，闻言，骆闻舟看了他一眼：“我不是让你们去跟学生们聊聊吗？”

“聊了，”肖海洋摊开笔记本，“这次出走的学生总共六人，除了冯斌和夏晓楠以外，还有四个孩子，三男一女，女孩说是连惊带吓地发烧了，根本不肯见我们，剩下三个男孩倒是见到了，但是一问三不知，口径一致得好像统一过，一口咬定出走是为了出去玩，出事当天都待在宾馆，不知道冯斌和夏晓楠是一起的，也不知道他们俩出去干什么。”

骆闻舟想了想：“我记得有个小胖子叫张逸凡，见了生人说话有点结巴，也没说什么吗？”

肖海洋摇摇头。

骆闻舟：“景区方面呢？那个假冒的巡逻员有没有线索？出事当天，卢国盛杀了人，大摇大摆地离开现场，之后去了哪，有没有监控可以追踪？”

几个风尘仆仆的刑警一同摇了摇头。

骆闻舟皱着眉，忽然站起来，披上外衣要走，郎乔忙说：“这都快下班了，老大，你还要干嘛去？明天再说吧。”

“再去找那几个学生聊聊。”骆闻舟一口把桌上的茶喝完，他知道今天下班不会在对面停车场里看见费渡了，因此对“下班”这个词毫无期待，半死不活地说，“聊完我顺便打车回家。”

郎乔看了一眼表：“可是燕公大那边说联络员一会过来，你不在谁给他签字调档？”

骆闻舟没好气地一摆手：“爱谁谁，他谁啊，还让我专门在这恭候圣驾？我不干工作了，当谁都跟他们这帮倒霉学生一样闲得没事吗？让他明天再过来一趟。”

他话音没落，就听见门口一个声音说：“今天的预约已经满了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