郎乔还没闹腾完，正打算乘胜追击，伙同一干同事继续围剿骆闻舟，不料一探头，正好和那张掉在地上的画像看了个对眼，吓得她酒意都从毛孔中飞出去了。

公安系统里有专门做模拟画像的技术人员，其中不乏高手，相比而言，这幅肖像画的画技实在属于初学者水平。但是很奇异的，画中人的神韵意外生动，那张脸好像曾经在绘画人的心里反复描摹过无数次，忍无可忍，方才借由生硬的笔付诸纸面。

郎乔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陶然被骆闻舟一脚踹翻，略微清醒了一点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他扶着沙发站起来，出去洗了一把脸，回来和骆闻舟一起收拾地上的东西：“是莲花山那事吧？老头念叨了一辈子。”

“莲花山”不是一座山，是燕城北郊的地名，早年属于燕城下辖的县城，已经于十几年前被划入到燕城市，成了一个开发区。

笔记本的那一页中，除了那幅传神的画像，还夹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，用透明胶条贴在纸页间，时间太久了，一碰就往下掉。

它们有的是画面模糊的生活照，还有时代特色浓郁的照相馆作品——都是荷兰风车的背景布，夸张的打光，上面的少女笑容有些僵硬，像是曝光时间过长的摆拍。

照片一共六张。

老照片这东西，说来很奇怪，所有的相纸放上几十年，都是一样的褪色、一样的泛黄，如果照片上的人幸福美满，那泛黄的旧迹就显得回味悠长、岁月静好，但如果照片上的人后来遭到不测，旁人再回顾他当时的音容，却总能从中看出些许诡异阴沉的气息，好像主人的怨愤与不甘都附着在了静态的图片上，冥冥之中昭示着什么似的。

“是杨老吗？”郎乔问，“他怎么会管开发区的事？”

“当时市局有个政策，不满三十五周岁的都得下基层锻炼——要么是去派出所，要么是到当时几个县里，我师父他们去的就是莲花山，在那待了半年多。”骆闻舟小心地捏起照片的边缘，重新夹回笔记本里，“刚去没多久，就遇上了那起案子——你可能都没听说过，那会我还是学龄前呢。”

“刚开始有个男人来报案，说孩子丢了。”陶然翻了翻笔记本，除了照片和画像以外，笔记本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纯手写的，老刑警的字相当漂亮，清秀又有力，有形有体，照片前面的一页上写着“郭恒”两个字，名字下面画了三行重点线，“对，报案人就是这个郭恒，丢的是他十一岁的女儿，小名叫‘菲菲’。”

骆闻舟听到这里，放在一本厚教材上的手一顿，纳闷地抬头去看陶然：“你都喝成这样了，还记得那女孩叫什么？”

陶然低头避开他的视线：“听老头念叨多少年了，来龙去脉我都能背下来。”

常宁平时工作忙，看电视的时间都少，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的人讲故事，不由得好奇地追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么走心，十一二岁的，已经属于大孩子了，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，一般都是跟家长说一声就跑了，大人也不会一天到晚围着他们转。”

“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老实规矩的，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，晚回来五分钟都能说出正当理由来，学习从来不用家里操心，失踪当天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她同学说，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，按时回了家，从学校到她家，大概有十五分钟的路程，孩子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丢的。我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的路来来回回踩了几十遍，那年月路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监控，但是孩子回家的路没有特别‘背’的地方，当时正是夏天，傍晚天也不是很黑，外面来来往往人很多，按理说，那么大一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，哪怕稍微有一点不对劲，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。”

“可是走访了一大圈，就是一无所获。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了个底朝天，连女孩一根头发都没找着——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么，‘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，剩下的再不可思议，也是真相’，所以当时有人说，要么是熟人作案，要么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了。”

“顺着熟人作案的思路，警方排查了一个遍，学校的老师校工、郭家的亲朋好友，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的文具店、小超市……一共传讯了上百人，但都一无所获。”

陶然说到这，话音一顿：“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，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接起来没人说话，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，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，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——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。”

郎乔奇怪地问：“没有监控？”

“没有，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，看着像废弃的，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，”骆闻舟说，“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，和郭菲的血型一致，但当时不能检验dna，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，没有指纹。”

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。

好一会，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：“没有别的电话？没有勒索，也没有要赎金？”

“没有，”陶然说，“那通电话之后，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。没有要钱，也没有提过要求。”

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，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，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，而是罗曼尼康帝。

“那挺奇怪的，”他说，“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，而是为了折磨家里大人——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