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果大志也不过凡事须一步步来，如今天下诸侯不朝，君欲灭之，恐一人之力不能遍，必借于人，此为纵横之道。若我先施，则失王朝之统，容易受人以柄。幸闻东侯孔宾来朝，君王厚待之，而后来者必众。来者即众，然后率来者伐不来者，无有不克”

履癸闻言大喜，赞道：“贤哲之言却是中肯。”遂欲拜伊尹为太师，伊尹说道：“在下闲散之人，富贵名利于我就如过眼浮云一般，便以客卿之身，留在夏都，一样可以随时进言。”履癸亦知伊若求富贵名利，何用等到今日，于是不再勉强，但仍然以太师相称。复又对商侯说道：“爱卿颇识大义，为国家荐贤有功，朕亦不亏待于你，便许你承父职，领豫方诸侯之长，自主征伐。”

夏朝的行政体系分三公九州，三公即大司徒、大司农、大宗伯，分撑军事征伐、农耕民生、宗亲刑罚；九州最早是由大禹分划，并用九鼎镇压气运。每州诸侯不知几凡，大者相当于后世一郡，小者不过百里方圆之地，互不统辖；所谓诸侯之长，不过是名义上的首领，并不会对其它诸侯有实质上的控制力，只是作为调和诸侯矛盾的存在。

虽然诸侯之长更像一个联盟首领，很有些费力不讨好的意思，但是终有大义之名，掌一州之征伐。若诸侯有所不敬，诸侯之长即可聚集其它诸侯惩戒；单以作用而言，和后世历史上的所谓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豫方诸侯之长所控之地，自然是豫州，由于整个夏朝通常只会任命五位诸侯之长，在习惯上，又用诸侯所地相对于夏都的方向命名，称东南西北中五方诸侯之长，因豫州离夏都极近，又称中方或中国。

商侯虽对诸侯之长的权利不太看重，但和“子承父业”的名誉有极大关联，便又有不同，甚至可以说是商侯现阶段的人生目标；诚心谢恩之后，辞退。二人即出，商侯问道：

“贤哲为何不劝君王修仁德，反进征伐兴兵之言？”

伊尹笑道：

“夏王性情骄傲，气血尤盛，根本听不得逆许之言；一意当面直谏，反易被夏王所恶，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。反不如行迂回之道，婉转之策。”

商侯问道：

“具体如何？”

伊尹解说道：

“夏王有勇力而好武争胜，又非一定是坏事，若能善加引导，正强国安民，成中兴之主。譬如欲请夏王养民修德，便须先道兵事，次言兵从何来，然后再说仁德之道，当可事半功倍。”

商侯受教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复又问道：

“若是夏王他日仍旧不从，又该如何？”

伊尹笑道：…。

“若婉转之法不成，直谏之道便有作用了么？”

商侯亦觉正是此理，颇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；伊尹又道：

“何况今日不从贫道之言，于贫道亦无损，他日忆及今日之事，或有悔改之心，在下正可复言。反是当面上书直谏之道，虽今人赞叹忠直，其实并不可取，若是人君不是善纳谏之人，徒起意气之争，与国家何益？”

商侯再三叹服，遂与伊尹作别，辞了夏都，自归本国不提。

却说履癸从伊尹之计，厚待孔宾；先令苟肥至国境相迎，又在宫中设宴管待，席间说话和颜悦色，称孔宾为“贤侯”，赏赐颇多璧玉珠宝，更赐官方伯长，领东方诸侯之长，自专征伐。

其它诸侯听闻，多有来朝之心。北方诸侯之长吾昆氏势力最强，早在峙贺死后，当时还是皋、发二君在位，便已称霸于诸侯。

吾昆氏如今巳强老迈，命不久矣，其子巳牟卢来朝；履癸照前例管待，加赐掌国长，率北方诸侯专征伐。西方诸侯之长委望，南方诸侯之长息国常于，情形和前二者相差无几，履癸对二者的管待亦相差无几。

又六年，按夏制理当大朝；商侯主癸率豫方之诸侯，豕韦氏孔宾率徐、兖二方之诸侯，昆吾氏巳牟卢率冀、青二方之诸侯，顾氏委望率雍、梁二方诸侯，息国当于率荆、杨二方之诸侯，一齐来朝。

商侯或者感念君恩，真心来朝；其它四方诸侯则是报前恩、思后利而来。又有因贵戚、同姓、熏旧之故，不随方即隶属中枢的各路诸侯，如虞氏虞公姚常等，夏阳二姒无荒、勿沦等；

又有原是大禹之后，在青、兖二方的诸侯，如斟灌氏邝恒，斟鄩氏程坚等；于是诸侯大集，近者来十之八九，远者来十之四五。

履癸大悦，设盛宴管待诸侯于夏城；使苟肥、于辛二人两班行酒，使侯知性、武能言二人佐之，用美言甘语欢悦诸侯。又使侯、武二人主持诸侯之馆，陪小宴，用细乐，道情语，以察诸侯性情效用。

而后又密问于伊尹：

“今日朝会之盛，果如太师所言布武天下，可在此时？”

伊尹说道：

“王室此次乃初用兵，事关君上威信，尚须计议周详，粮草军械，士卒兵马须得万事齐备，方可一战全功。”

时有琅辛在旁侍立，接道：

“君王何不面谕诸侯：愿从者，赏之；不从者，罚之。有功者，赏之；无功者，罚之。赏罚即明，诸侯自然拜服以诸侯之众，以雷霆天威之势，岂有不成之理？”

次日上朝，履癸召集诸侯于朝会堂议事，说道：

“今日诸卿毕集，朕心甚慰。却有冀方彤城氏只在夏城左近，不朝；党高氏自恃其国地势险峻，亦不朝。朕欲亲揽六师，为诸卿先登，伐此不合于诸卿者。诸卿可愿随军助朕成事？”

商侯天乙接道：

“彤城氏原是君王宗亲，即有罪，也应先传谕斥之；党高氏则为远荒，伐之无益，何必因此劳军伤民？”

履癸大怒，斥道：

“原道你是个识情趣之人，不意一开口便是败兴之言”

时有豫方诸侯葛伯垠，雄居中国，窥视中方诸侯之长大位日久；早在前代商侯主癸发丧时，便不曾参加，如今商侯天乙即为豫方之长，葛伯垠岂能心安？遂进言道：

“君王以有道伐无道，以上伐下，理之正也。既然商侯不愿从驾，臣虽愚劣，愿率师以效犬马之功。”

履癸大喜，琅辛暗收葛伯垠贿赂，从旁赞道：

“只此便当上赏。”

履癸正恼商侯不识情趣，遂夺赐命，封葛垠为豫方诸侯之长，专中方征伐。伊尹暗自叹息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心中却已对履癸生出不满之意，颇觉苦闷。

商侯自归本国之前，与伊尹相会，说道：

“太师为何不出言相劝？”

伊尹暗道：

“你却不知兴兵之事，本就是在下的主意，如何能劝？”

于是苦笑道：

“以商侯也知夏王性情，便是在下肯劝，夏王肯听么？”

商侯怔住，不觉黯然长叹，说道：

“终须试过才知。”

伊尹说道：

“终是徒劳之举，若叫夏王生出抵触之心，以后再有进言，效果也会折半。”

两人相顾无言半晌，商侯说道：

“在下这便归国，太师费心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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