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幸运地留京——这叫朝升。

每走一步，还需要有五位以上的保人，这叫举主。没有点名声政绩，光找齐举主都很难。

然而所有这些，才仅仅与官职挂钩，对大宋官员来说，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差遣。

没有差遣的官员，叫阶官，又称寄禄官：五品以下的寄禄官收入很少，基本上家里人上了五口，在汴京生活都有些问题。

官多活少，差遣就成了稀缺资源。

到了苏油所处这个时代，州县出现长官缺位，具备资格的人选已经多达十位以上。

因此，能否拿到差遣，就显得至关重要，轻官职重差遣，是大宋的官场生态。

当初以苏油探花的成绩，韩琦给了状元及第的官职和同进士出身的差遣，苏轼认为严重不公，都想去敲登闻鼓了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得到差遣，叫“窠阙”，又是好几条途径。

第一条路叫辟举，一些中央部门，具有辟举权，长官可以为本司聘任僚属。

比如御史台，谏院，长期需要大量新鲜的炮灰，就是个低级官员留京的好渠道，不过风险极大。

因为御史台位卑权重，是推倒宰相的先锋军敢死队，一旦失败，惨不堪言。

而且就算成功，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里边那八百。

第二条路叫吏部阙，这个权利归审官院和吏部。

一些不太重要的职位如在京库务、寺、监丞的职位，可以通过这种渠道获得。

但是别去找官员请托，找小吏更加方便。因为吏部官僚选任条目过于纷繁，连长官都搞不懂，只能倚赖胥吏来完成。

这就导致贿赂的问题非常突出，胥吏们的好机会来了。

或是曲解条文，或是修改簿籍，上下其手，徇私舞弊。

南宋“无五百千，莫近临安。”的说法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
第三条路叫堂除，由宰相控制的中书门下负责一些职位的安排。

这些职位都比较高级，而且堂除禀承“为官择人”的原则，相对不泥于资格，比较灵活，宰执的个人意见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
比如陈执中给王安石安排的群牧判官，度支判官，就是这种。

如果宰相的人品不怎么样，堂除会变成相臣们党同伐异、弄权舞弊的工具。

吕夷简，文彦博，陈执中，王安石，都因为塞亲属或者私人，遭到过猛烈的弹劾。

最后一条路，就是皇帝了。

也是两条路。

高级、核心臣僚的任免，裁断权则掌握在帝王手里，即“特旨除授”，针对老臣。

而新人，只有状元榜眼探花，或者制举出身，才算是天子门生。

担任一任通判、签判就被召回京师授予清要职务，一般都是修起居注，知制诰起步，算是前边那堆人的预备队。

这就是三苏制科出来后，宋仁宗夸口说今日为子孙寻得三宰相的原因。

这两条路，是最安全，最清要，投入产出比最高的。

有时候两条路也是一条路，比如晏殊晏相公，自己做着宰相兼枢密使，女婿富弼做着枢密副使，要辞职宋仁宗还不同意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了，这是玩伴加同学，战友加基友的关系。从小到大一路陪伴刷出来的人品。

从法律文本上看，这是一套完美的制度，但是从实践中看，这套看似颇为全面严密，体现循序渐进原则，满足了大多数官员期待公平愿望，符合大宋一贯求稳风格的制度，执行起来和最后得到的效果，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。